韩非子是什么学派的(道家学派创始人)

感谢小秘书邀请。

商鞅和韩非，既没关系又多少有点儿关系。 说没关系，是因为这俩人，不生一时，不为一姓，不居一地，不宗一师，没任何直接关系；说有点儿关系，是指他们俩，被后人“打包”归入了“法家”一类。

“打包”这件事，是汉代刘向干的——《汉书.艺文志》记载：“刘向司籍，以别九流”——刘向将先秦诸子划分了九个流派，计有：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。刘向说，其实，当时还有一个“小说家”派别。不过，他认为，这拨儿人“不干正事，专事逢迎”，只有“不学无术”的人才混迹其中，对社会没啥贡献，因而“不入流”。所以，他把小说家排斥在外。只是为了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有所交代，才很不情愿地说，就算是“九流十家”吧。

刘向所说的“九流”，和以后所谓的“三教九流”——按照贵贱把职业划分为三六九等的含义全然不同。刘向的“九流”，是学说的“流派”——以‘流’来形容，是他的首创——借此形象地比喻，无论山河变换，还是水脉分流，都遵守着自然规律，只不过各自以不同，展现着自己的意志思想——讲得很精辟地道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，还是人才济济的，著名的有 管仲、邓析、子产、李悝、申不害、吴起、慎到、商鞅、韩非等等。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。

他生约前395，卒于前338年。战国时卫国人（今河南安阳内黄）。卫国君后裔，姬姓公孙氏，故称卫鞅、公孙鞅。因在秦魏河西之战中立功，被秦王封与商地十五邑，号为商君，由此称为商鞅。

秦孝公六年(前356年，一说秦孝公三年)，任用商鞅实行变法——包括重农抑商，奖励耕织与垦荒，生产多的可免徭役；废除贵族世袭特权，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级的制度；采用李悝《法经》作为法律，推行连坐法。

孝公十二年，秦迁都咸阳。商鞅进一步变法——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(一说四十一县)；废除井田制，准许土地买卖；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，规定户有两丁男者必须分居 ，否则加倍征赋；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，统一度量衡。

商鞅先后两次变法，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。 从本质上说，商鞅变法，基本完成了秦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蜕进。但他的变法，极大打击了秦国旧贵族的权利和利益。公元前338年，孝公病世，其子惠文王继位。公子虔指商鞅谋反，秦王伐之，商鞅败死于彤地，其尸被运回咸阳后车裂示众。

商鞅及后学著有《商君书》，亦称《商君》或《商子》。《汉书.艺文志》录二十九篇，现存二十四篇。书中叙述商鞅变法主张，提出信赏必罚的法治要求，主张从法律上保护土地私有权，而把统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，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家。此外，对于法的起源、本质、作用等，也有所论列。

申不害重“术”。

申不害，亦称“申子”。生约前385，卒于前337。战国时郑国京人（今河南荥阳东南京襄城）。韩昭侯用为相。在任十五年，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，使韩“国治兵强”。其学本于黄老，尤着重谈“术”——《韩非子.定法》的解释是，“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”。实质是强调君主要经常监督臣下，考核其是否称职，予以奖惩，使其尽忠职守，以加强君主。 《汉书，艺文志》收录《申子》六篇，现仅存唐《群书治要》辑录《大体》一篇。其他还有片断文字散见于《艺文类聚》和《意林》等。《史记》将申不害附于《老子传》中。 （慎到）

慎到重“势”。

慎到，战国时赵国人（今河北邯郸）。生约前395，卒于约前315。曾在齐国的“稷下”讲学，负有盛名。主张法治，认为“民一于君、断于法，是国之大道也”，“治国无其法则乱”；强调尚法必须重势，主张“势治”——“贤智未足以服众，而势位足以诎贤者”。强调君主的权势，是行法的力量，有了权，有了法，一个平凡的君主就可以“抱法处势，无为而治天下”。 著有《慎子》，四十二篇，《汉书.艺文志》录入。唐后散失三十多篇，今存五篇。

韩非，战国末韩国人（今河南新郑）。生约前280 ，卒前233。出身韩国贵族，和李斯同为荀子学生。曾建议韩王变法图强，不被理睬。著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难》等十余万言。被秦王政重视，受邀使秦国。后因李斯、姚贾陷害，于狱中。

韩非兼收道、儒、墨各家思想，特别是总结了商鞅、申不害和慎到学说，把“法、术、势”综合为一体，克服了这三人的偏颇，完整提出法治理论。 他认为，商映只讲“法”不讲“术”，使君主不掌握统治官吏的权术，不能防止大臣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。他认为，法治是君主巩固统治、致富图强的手段，但是还要掌握“术”。他说：“无术以知好，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”——只有“法”而无“术”，就会削弱君主的权力，增长大臣的权力。因此，法和术必须结合使用，“君无术，则弊于上;臣无法，则乱于下。此不可一无，皆帝王之具也”。“法”和“术”缺一不可。他认为，申不害只讲“术”不重视“法”，结果使得宪令不一，造成违法增多。他说:“申不害不擅其法，不一其宪令，则奸多。”他认为，“法”和“术”都必须以掌握为前提，而且必须为服务。他说:“抱法处势则治，背法去势则乱。”

他把法、术、势相综合，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大发展。“法”指成文法令；“术”指国君根据“法”掌控官僚的手段；“势”指权力——国君依靠权力推行法令，并用术防止奸宄发生。 韩非的思想，实际上为秦始皇所采纳实行，这对其统一六国，有很大的帮助。

如果说商鞅和韩非有关系，也就是上述的这些了。

关于法家学说的评判， 姑且简而论之——

第一，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先生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了一部《先秦史》，1941年出版。他在书中，评价了先秦诸子，大意是——农家主张的，是神农以前的事情；道家称颂的，适合于黄帝之时；墨家讲的，是夏代的道理；儒家与阴阳家，则合乎西周那个时代。只有法家的学说，最合于当时的时代，秦人兼并六国，原因很多，法家的主要作用，功不可没——因为，当时只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一是富国强兵；二是裁抑没落的贵族，这两点正是法家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。吕老先生的评价极精辟。

第二，据此，可以给法家学说一个基本评判——富国强兵，法家学说是一种紧密联系实际的治国理论；裁抑贵族，则可说对正处在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春秋战国，法家学说是在当时的进步治国理论。

第三，法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强调“富国强兵”和“抑制贵族”。吕老先生认为，“秦之速亡，亦不得谓非过用法家言之咎”——秦的快递灭亡，不应该由法家背锅。因为，“后之法学，则名为法，实乃术家言耳”——后来的所谓法家，离开了那个时代，只剩了权术之学。这个说法也该给一个赞。

第四，任何学说，都有其时代性。如果这个理论没有随着时代而进步，它也就只适用于产生的那个时代。法家学说也是如此。它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曾起过重要作用；其对后来的法治思想，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。仅此而已。“”时期，曾经把法家捧到了天上，搞所谓“评法批儒”，实际是借此反对总理和很多老革命家。这样的倒行逆施，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。我们现在，也应该历史地考察和看待古代的一些思想和学说，客观科学地对待，不数典忘祖，也别盲目夸大。